课堂学习是构建我们理论骨架的基石，学院持续举办的经典读书会是滋养这骨架血肉、赋予其灵魂的宝贵源泉。回首一同研读的这段日子，感悟良多，这不仅是一次次知识的积累，更是一场贯穿我研一至研二的心路历程。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几期读书会于我而言的意义，那便是完成了一场从被动接受的“听讲者”到主动建构的“对话者”的身份转变。
我的读书会生涯，始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——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》。那时的我，作为一名研一新生，怀揣着对理论的敬畏坐进会场。我的姿态，是一个标准的“听讲者”：笔记本摊开，目光紧锁发言的同学和老师，努力捕捉每一个看似高级的概念和引证。我的核心任务是记录与接收。
当听到同学们旁征博引、侃侃而谈时，我内心充满了焦虑与自我怀疑：“为什么他们能把文本读得这么透？为什么我看到的只是零散的文字，却抓不住背后的思想主线？”那时的我，与文本的关系是单向的、仰视的。我是讲堂里的学生，经典是讲台上的权威，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、名为“知识壁垒”的鸿沟。
这样的“听讲者”状态持续了近一学年，直到研二上学期那场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为主题的读书会，成为我身份转变的“破局点”。在此之前，我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认知，始终困在课堂讲授的“概念框架”里，仿佛它只是由“人民主权”“阶级斗争”“国家消亡论”等术语拼凑的理论集合。在刘博士的引导和进一步学习后，我开始思考并主动发问：马克思是如何从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中，一步步推导出这一结论的？如何运用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”去理解现实中的“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互动”。这一刻，我不再满足于知道文本“说了什么”，我更想探究它“为何这么说”以及“是如何得出的”。我不再惧怕提出不成熟的想法，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对话允许试错与修正。
这一身份的转变，是读书会带给我最宝贵的礼物。它让我真切地体会到，理论学习的最终目的，不是为了复述权威，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、清醒的、有力的观看世界的方式。前路漫漫，我将带着这份“对话者”的自觉，在学术的道路上，继续坚定而谦逊地走下去。